那年秋天，我陪父亲回老家收稻子，父亲说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亲自下地了，他的目标是亩产一千二百斤，这个数字他念叨了三十年,像刻在骨子里的经文。
清晨五点半，父亲已经蹲在田埂上磨镰刀，露水打湿了他的解放鞋，他浑然不觉，只盯着那块被晨雾笼罩的稻田，目光虔诚如朝圣者，我问他：“爸，这么多年，产量不都差不多吗？”他头也不抬：“你懂什么，今年墒情好，我换了新种，又追了三次肥，冲一千二有戏。”
我确实不懂，在我眼里，这片土地年复一年地绿了又黄，父亲年复一年地弯腰、起身、再弯腰，他的目标像地平线，永远清晰，永远够不着,可他还是追。
开镰那天，父亲特意穿了件红背心，说是图个吉利，他割稻的动作像在跳一支古老的舞，左腿弓，右腿蹬，镰刀贴着地面一掠，稻子便驯服地倒进怀里，我跟在他身后捆稻子，腰酸得快断掉时,看见他后背的汗渍已经析出白花花的盐霜。
“歇会儿吧。”我喊他。
“没工夫。”他连头都不回，“趁天好，一气儿割完。”
日头升到头顶时，父亲突然直起腰，手搭凉棚往远处望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邻村的收割机正轰隆隆开过来，后面跟着好几辆等稻谷的卡车，父亲笑了：“看见没？人家那是产业化了，我要是年轻二十岁，也去学开机器。”
我说：“现在也不晚。”他摆摆手：“晚了，这老胳膊老腿的，学不会了，再说，机器割的稻子，哪有手割的干净？”
可第二天，天没亮就下起雨，起初是毛毛雨，后来越下越急，像谁把天捅了个窟窿，父亲在屋里转了八十圈，最后抄起塑料布往田里冲，我跟着他跑，看见他把塑料布一块块拼起来，想给割倒的稻子盖上，风太大，塑料布一次次被掀翻，父亲一次次扑上去，用身体压住，雨水浇透了他的红背心,贴在身上像一面被打湿的旗。
雨下到天黑才停，稻子到底还是淋湿了，有些开始发热，父亲蹲在田埂上，一根接一根抽烟，火光明明灭灭，照亮他沟壑纵横的脸，我知道，他的“一千二”泡汤了。
打稻那天，晒场上铺满了稻谷，像铺了一地碎金，父亲抓一把在手里搓了搓，吹去糠皮，眯眼看那些米粒。“饱满倒是饱满，”他说，“就是潮了，晒不出那个颜色了。”他语气平常,可我听出里面藏着一条暗河。
亩产一千一百六十斤,差四十斤。
父亲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装稻谷的蛇皮袋上，一笔一划，像当年在作业本上写名字那样认真，他抬头看我，突然笑了：“其实吧，我早知道到不了，去年虫害，今年雨多，哪能总那么好。”
“那您还……”
“人总得有个念想。”他打断我，“就像你写文章，明知道成不了大作家，不还是天天写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他说得对，我的目标也是那个“一千二”——一个永远差一点的数字。
回城的车上，父亲靠着车窗睡着了，阳光落在他脸上，那些皱纹像稻田的沟垄，深浅不一，却都朝着一个方向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结果意外，不过是那条通向目标的路上横生出的枝枝蔓蔓，目标没变，路也没歪，只是走着走着，遇见了一场雨，而雨后的稻田，依然会在某个清晨,被一个穿红背心的老人郑重地割下一刀。